女子怒斥北京廣安門醫院“號販子”的視頻刺痛了百姓看病焦急無奈的心，也再度揭開了“黃牛”猖獗、屢禁不絕的傷疤。媒體的關注、警方的嚴打并未終結“號販子”的財路，曾被寄予“厚望”的掛號實名制也顯得“力不從心”，如何根治醫院“黃牛病”“掛號難”頑疾，再次成為全社會關注的問題。

　　整治“黃牛”的“利器”，醫院遭遇“出師不利”？

　　“票販子”和“號販子”讓老百姓深惡痛絕，他們倒賣社會稀缺資源謀取個人利益，加劇了出行難和看病難。但在許多情況下，老百姓對他們的態度也相當復雜：當無路可走的時候，“販子們”能用錢解決問題。

　　自鐵路系統實行車票實名制以來，除了春運、節假日等高峰時期，“票販子”的活動頻率明顯降低。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實名制猶如一把“利器”，直接威脅到“票販子”們的飯碗，有效打擊了他們的囂張氣焰。

　　然而同樣的措施在解決“號販子”的問題上，效果就大打折扣。記者在國內多個城市的掛號預約平臺上發現，雖然要求實名注冊，但輸入編造的姓名和身份證號碼，只要格式正確就能注冊成功，進入預約流程。醫院的實名制沒有落實到位，也就無法阻止“號販子”刷號、囤號倒賣的行為。

　　掛號實名制在國內許多醫院早已實行，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從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實行“最為嚴格的實名掛號及就診制度”。在掛專家門診號時，必須出示身份證、戶口本等有效證件，對于無法出示有效證件，或掛號信息與患兒真實信息不相符的，醫院和醫生有權拒絕其掛號申請和就診要求。

　　記者在上海新華醫院采訪了解到，上海部分綜合性大型醫療機構需要實名制預約，沒有身份證信息無法完成門診預約。但是如此制度施行也有難點，例如孩子沒有身份證號碼，就只能用監護人的身份信息預約登記；另外急診也無法因為沒有身份證而拒絕病人。

　　線上、線下“多條腿”鉆空子，防不勝防！

　　掛號實名制看似給“號販子”設置了巨大障礙，可“神通廣大”的他們還是能夠在線上、線下找到諸多漏洞“鉆空子”。

　　在線下，“號販子”們有組織地安排人輪流蹲守，現場排隊這種原始方法雖然是“苦差事”，但“門路欠廣”時通過倒賣“隊首”位置，也能保證每天收入；而人脈廣、關系硬的“號販子”則宣稱，可以從內部渠道獲得專家號。

　　隨著醫院網絡投放號源的增多，“號販子”又找準了網絡掛號的技術漏洞——多數醫院網絡掛號平臺未與公安部門的身份信息系統聯網，這也是為何鐵路購票實名制能夠發揮遏制“票販子”作用，而掛號實名制“治標不治本”的關鍵因素所在。

　　用他人身份證件或偽造身份證，在放號“閘門”開啟時立即“秒殺”，囤下放出的專家號，然后派出“多路人馬”尋找買家，找到買家后利用時間差，取消預約空位騰出，馬上用買家真實身份信息搶回，神不知鬼不覺“偷天換日”。由于預約不收費，即便號源最終沒有售出，“號販子”也沒有太大損失。

　　掛號實名制“漏洞”誰來補？

　　本是打擊“號販子”的“利器”，卻在具體實行中困難重重，掛號實名制的技術漏洞、管理漏洞、法律漏洞，足以為“號販子”提供生存空間。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門急診辦公室主任孫曉凡認為，實名制肯定對“黃牛”“號販子”會有很大的治理效果。但是，由于存在巨大利益驅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堵漏洞的效果還需要公安、工商、衛監等多部門嚴格執法等舉措加以配合。

　　“有些‘黃牛’倒號發生在醫院內部，影響醫療秩序，損害患者權益，醫院和衛生監督部門著重加強管理，特別要禁絕醫務人員、保安與黃牛串通利用職務之便牟取不當利益。”上海市衛生監督所副所長李力達說。

　　不少業內人士坦言，掛號實名制不能百分之百杜絕“號販子”，醫院在實名制預約的同時，還要進一步完善醫院電子信息系統，在預約病人中加強甄別，例如要求出示病史，在后臺看到同一手機號同日多次預約多個門診時就會刪除。

　　浙江贊程律師事務所主任程學林表示，法律漏洞也需要及時填補。目前針對醫院“號販子”的法律僅有《治安管理處罰法》，懲罰上限是１５天拘留加１０００元罰款；而倒賣車票、船票，刑法有明確入罪規定，對倒票行為的打擊震懾作用明顯，收益誘惑和違法成本間的懸殊加劇了“號販子”屢打不絕的情況。

　　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人民醫院普外科主任張忠民曾公開表示，實名制面對“號販子”早就形同虛設，治標難以治本。實名制無法起到作用、“號販子”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還是源于優質醫療資源的短缺。不能寄托于短期行為，而要盡快培育更多更好的優質醫療資源，真正讓老百姓看病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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