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綠領巾”到“紅校服”再到“三色作業本”，去年發生在教育領域被稱之為“教育冷暴力”的現象一度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在今年的兩會上，很多代表委員對此紛紛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教育走到這樣一個極端，那是很可怕的。”全國政協委員張濟順說，她并不反對用分數和考試來評價學生，在她看來，評價不可能沒有，就現在而言，考試可能還是對學生最公平的考核方法。但一些學校主觀地、表面化地將學生分成三六九等，并給他們貼上優劣的標簽，是她所不能理解的。她認為，孩子在智力條件和個性等方面可能會有差異，這很正常，但這種差異不應受到排擠。

　　張濟順認為，這種排擠勢必會傷害到孩子的自尊心，對其心理健康產生影響。

　　在媒體的報道中，有的戴著綠領巾的學生在走出校門之后便偷偷地將綠領巾藏到書包里，有的領到不同顏色作業本的孩子會躲著家長做作業。

　　“這會讓他們總是處在一種失敗的情緒當中，對他們的成長肯定不利。”全國政協委員郗杰英說，在對青少年的多年研究中，他提出了“人人都能成功”的口號，因為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優點，都可能走向成功。

　　張濟順也理解有些老師或者學校可能是為督促學生上進才采取這些措施，但她始終覺得正確的激勵方式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激勵的方式應該是平等的，不是給一些人獎勵，而給另外一些人懲罰，哪怕一個孩子暫時是落后的或者做了錯事，也應該用正面引導的方式，用耐心說服的方式，讓其慢慢找回信心。”她說。

　　全國政協委員王汝成對這種現象的發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他覺得每個學生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學習的熱情都不一樣，作為老師，對所謂的差生也應該以鼓勵為主，而不能傷害到學生的自尊心，影響其健康成長。

　　一些代表委員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教育現象，是教育部門，乃至社會對學生的評價標準太單一了。

　　貴州大學附屬中學校長、全國人大代表郭子儀坦言，作為學校和老師，考試的指揮棒讓他們背負著升學率的壓力，就可能會出現一些不正常的教育模式，就像“綠領巾”等極端事件，“當然這樣的事也只是偶然事件。”他說。

　　“難道分數就是區分好孩子和壞孩子的唯一標準嗎？”郗杰英經常這樣質疑。

　　回憶起自己的學生時代，全國政協委員倪邦文總會感嘆“那個時候比現在快樂多了”。以前雖然是應試教育，教育條件也不是太好，但他覺得自己在學習過程中是“健康的、全面的”。反倒是大力推行素質教育的今天，很多孩子卻成了“唯分數論”的犧牲品。

　　“真正的素質教育是除了知識學習以外，還應該有健全的心智，健康的道德觀念等。”倪邦文說。但讓倪邦文擔憂的是，現在的素質教育在實踐當中被理解偏頗了。

　　“不是說一有時間就學學跳舞，學學畫畫，上個特長班就是素質教育。”在他看來，今天的教育中出現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不管學生學什么，都是以升學為目標，漸漸地，學生便在思想和心智等方面“瘸了腿”。

　　倪邦文建議應該改變現有的教育評價體系，“對于學生，除了知識學習，還可以增加思想道德、社會責任等方面的評判，盡管這樣的評判標準很難界定。”

　　郭子儀則希望對學校也多些考核標準，要淡化升學率等數據評價，多一些定性的評價。

　　不過，改變教育評價標準也并不是教育部門的一家之事。

　　“還有整個社會的教育理念問題。”郗杰英說，包括家長，“因為分數和孩子的升學就業乃至以后的生活質量都有直接的關系，使得家長無法不關注孩子的分數。”

　　郭子儀覺得，如果有一天，社會、學校、家長都不再拿分數和升學率評價教育的成敗，老師和學生的壓力就不會那么大了。(記者陳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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