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構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這一新改革思路甫一提出就引起了包括經濟學界在內的海內外人士高度關注和熱烈討論。回顧2013年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中國經濟形勢作出了系統性的論述，從“三期疊加”到“新常態”，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僅解決了“怎么看”的判斷問題，而且進一步指明了“該怎么干”的問題。

　　外媒普遍注意到：“習近平政治經濟學”正在成為引領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新發展方向的強大指引。不僅對中國的未來，對全球也將產生巨大影響。中國的發展已經邁向新的境界。

　　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理論到實踐作了全面闡述和部署。2016年新年伊始，1月26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2次會議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次成為重要議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人民銀行、國務院國資委向中央匯報了關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8個工作方案，并在會上進行了討論。

　　2016年3月16日閉幕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表決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綱要，力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關措施周密詳實。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構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這一新改革思路甫一提出就引起了包括經濟學界在內的海內外人士高度關注和熱烈討論。回顧2013年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中國經濟形勢作出了系統性的論述，從“三期疊加”到“新常態”，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僅解決了“怎么看”的判斷問題，而且進一步指明了“該怎么干”的問題。

　　外媒普遍注意到：“習近平政治經濟學”正在成為引領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新發展方向的強大指引。不僅對中國的未來，對全球也將產生巨大影響。中國的發展已經邁向新的境界。

　　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理論到實踐作了全面闡述和部署。2016年新年伊始，1月26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2次會議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次成為重要議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人民銀行、國務院國資委向中央匯報了關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8個工作方案，并在會上進行了討論。

　　2016年3月16日閉幕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表決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綱要，力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關措施周密詳實。

　　可以預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經濟領域的重要改革思想，將是2016年及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工作的重要指引，并且會對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走向產生重大影響。

　　這本《解題結構性改革》，是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這一具有全局視野和戰略高度的改革思想后，《21世紀經濟報道》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頂層設計思路、改革背景、工作重點等多方面進行了全景式解讀。

　　供需關系向來是經濟學的基本問題，而在中國經濟發展新的歷史關口，簡單依靠總需求調節已難以應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因此供給側的改革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這本書中，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有深入的分析，這對于理解當前為什么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非常有幫助。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從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方面進行論述，他最關注工業企業生產價格指數和工業企業利潤的持續下行，“供給回落慢于需求回落，于是出現了PPI迄今40多個月的負增長，幅度超過5%，也就是中國式的通縮問題。相應地是工業企業利潤一年多來的下降。”而導致這兩個重要數據持續下行的重要原因則在于一些產能過剩行業大幅負增長。

　　正是因為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突出的困難——“四降一升”（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顯得更為迫切，這是繞不過去的歷史關口。

　　那么，具體怎么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在具體工作中，既要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又要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2016年的五大重點工作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這需要多套政策組合拳，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本書對于上述重點工作分別進行了闡述，如對于產能過剩問題，不僅僅有宏觀數據分析，還有對典型“僵尸企業”的細致調研，等等。

　　結構性改革需要面對供給側和需求側雙重考量。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調控之間的關系也是個焦點問題，外界不少誤解，將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調控對立起來。其實并非如此，正如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本書中指出的，供給側和需求側可以統一考慮。

　　此外，本書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對新興產業的關注。這些新興產業分布廣泛，既包括高端的制造行業，如大飛機、核電等，也包括新興的消費領域，如健康、影視、旅游、大數據等產業等。這些領域之所以能逆勢高速增長，恰恰是因為這曾是供給側的薄弱環節，一旦供給有改進，需求自然不是問題。2015年中國人均GDP達到4.92萬元，但仍只有美國的七分之一左右。中國有待挖掘的投資機會、消費潛力都還很大，新興產業也正在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2016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貫穿“十三五”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和全過程的大邏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會使中國經濟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形成新的再平衡。中國經濟的形態也會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

　　《21世紀經濟報道》作為一份具有相當專業性、權威性和影響力的財經媒體，一紙風行十五年。在傳播、解讀黨和國家的經濟政策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得到了市場的高度認可。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優質高效、權威準確的財經信息會迎來更大發展空間，這對財經媒體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21世紀經濟報道》目前也在拓展財經信息服務的產業鏈條，探索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財經信息傳播方式，希望他們能將這種優質內容的生產優勢進一步轉化為影響力優勢，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我堅信，21世紀經濟報道人一定能扎根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沃土，見證我們祖國的偉大復興夢想成真，與我們這個時代同進步，在媒體轉型發展的大時代中闖出一片屬于他們的新天地！

　　（此文為《解題結構性改革》一書的序言，作者慎海雄為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