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前些年減刑假釋中出現的問題，很大程度上都與司法機關自由裁量權過大有關。只有嚴控裁量標準，才能在更為嚴格的標準控制下保障“二次裁判”的公正。

　　最高法日前發布《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規定》，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新《規定》明確，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經過一次或者幾次減刑后，其實際執行的刑期不得少于15年；同時新增對決定終身監禁的貪污、受賄罪犯不得再減刑、假釋的規定，并明確了職務犯罪罪犯減刑的刑期和間隔。

　　新《規定》堅持問題導向，根據實際需要，對2012年《規定》作出修改完善。輿論比較關注的是，新《規定》中體現了對職務犯罪從嚴控制減刑的精神，與此前刑法修正案（九）有關職務犯罪終身監禁的規定類似，對貪腐犯罪分子嚴格刑罰適用，體現出對以往“有權人”“有錢人”減刑假釋比例過高的糾偏，背后乃是司法公正的回歸。

　　實際上，當我們把目光從職務犯罪上挪開，不難發現新《規定》不只是為司法反腐織密籠子，更是針對長期以來減刑假釋司法機關自由裁量權過大，嚴格控制自由裁量以防止減刑假釋出現司法不公。例如，新《規定》不僅規定了“確有悔改表現”“立功表現”“重大立功表現”的具體情形，且在減刑幅度上區分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緩，按照“確有悔改表現或立功表現”“確有悔改表現并有立功表現”“有重大立功表現”“確有悔改表現并有重大立功表現”四種情形，對減刑幅度作出明確規定。這種細化和區分，正是通過嚴格司法實現對自由裁量權的限制，從而防范出現權錢交易，侵蝕國家刑罰執行的公正性。

　　綜觀前些年減刑假釋中出現的問題，很大程度上都與司法機關自由裁量權過大有關。當規則本身為司法機關預留較大裁量空間，而整個司法環境又尚不足以孵化出廉潔司法的背景下，司法腐敗的發生往往很難避免。其實，從2012年《規定》到新《規定》，折射出的主旨精神不僅沒有改變，而且在控制裁量權上更進一步，新增減刑起始時間、間隔時間、減刑幅度從嚴等規定。

　　無論是就國家刑罰的適用，還是就犯罪者個人而言，減刑假釋都好比是司法機關的“二次裁判”。倘若一個公正的刑事裁判，在執行階段出現減刑假釋不公，那么前面整個司法流程精心打磨的公正裁判，也就輕易化為了泡水。因此，如同審判中的量刑環節一樣，減刑假釋都直接關系到刑罰的改變，只有嚴控裁量標準，讓司法行為處于可操作性的規程約束之下，才能在更為嚴格的標準控制下保障“二次裁判”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