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濟南2月6日電 題：多地劃6萬元彩禮紅線 “硬杠杠”能否管住“窮講究”？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 張志龍、陳尚營、雙瑞

　　每年春節期間是我國不少農村地區結婚“高峰期”。“新華視點”記者近日在山東、河南、安徽等地農村調查發現，婚嫁彩禮在一些地方動輒十幾萬元，普遍要求在城區買房，遠超一般農村家庭的承受能力。雖然有的地方出臺了“彩禮指導標準”，但“硬杠杠”難以管住“窮講究”，“高價彩禮”并未絕跡。

　　動輒十多萬、城里買房，高價彩禮導致農民負債“多年翻不了身”

　　安徽省潛山縣是國家級貧困縣。潛山人汪賀為了結婚，家里東拼西湊在縣城買了房。但去年定親時，女方要求汪賀家給12萬元彩禮。“他家情況一般，買房已經花光了積蓄，又要十幾萬的彩禮，只能借錢了。”汪賀的一位親戚告訴記者，現在還只是定親，后面還有辦婚禮等花費，加起來超過20萬元，對于一個農村家庭來說負擔沉重。

　　“潛山一些農村還流行三金五金，就是金戒指、金手鐲、金項鏈之類的，這都是規矩。”去年剛剛結婚的李水君說，當然彩禮也不是一成不變，男女雙方家庭有時候也會商量著來，但總體來看，還是偏高。

　　據記者調查，安徽的情況并非個例。在魯西南和豫東多個縣區，仍存在“一動不動”(“一動”是10萬元以上的小轎車一輛，“不動”是在市區有一套房子)、“萬紫千紅一片綠”(一萬張5元、一千張100元和若干50元，算下來超過15萬元)等彩禮說法。在山東菏澤市、聊城市個別縣區，河南三門峽、新鄉等多地，在縣城或市區買房，已經成為農村女方結婚普遍提出的要求。

　　山東曹縣干了36年村干部的王西義說，現在村里青年人在外務工的多，結婚時基本都要求在縣城有套房子或者村里蓋上2層小樓。“曹縣縣城的房子差一點的也得20多萬一套，自己蓋樓也得花十五六萬，再加上彩禮，農村結婚20多萬算是‘起步價’。”

　　王西義說，當地農村年人均純收入也就萬把塊錢，一家三口不吃不喝得七八年才能攢夠，所以農村結婚幾乎沒有不“拉饑荒”的，“這兩年日子好不容易有改善，娶個媳婦一夜返貧”。

　　“很多老百姓好不容易攢了點錢，有點小本錢，可以用在發展產業致富上，但高額的彩禮斷了這條門路，導致一些農民負債累累，生活困難，多年翻不了身。”曹縣一名鄉鎮干部表示。

　　給“高額彩禮”畫紅線 有的地方仍然管不住

　　1月19日，是河南省臺前縣后方鄉后張村村民22歲的張鵬和新娘許世秀大喜的日子。為推行婚事簡辦新規，村干部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男女雙方最終將彩禮定在6萬元，婚事采用簡辦形式。

　　張鵬的父親張西遠說：“兒子結婚，以前也想跟人家一樣大辦，現在不想啦！婚車6輛、婚宴10桌席、30塊錢的酒、10塊錢的煙，都減了一半，以前都得20萬塊錢，咱這總共彩禮才花6萬塊錢。”

　　張鵬彩禮節省源于當地最近推出的一個指導性文件。去年12月27日，河南省臺前縣下發《臺前縣農村紅白事標準參照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等文件，要求進行彩禮控制，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彩禮總數控制在6萬元以內。

　　事實上，出臺農村紅白事指導文件，特別是限制“高價彩禮”，臺前縣并非個例。最近兩年，四川金陽、山東巨野、河南清豐等多地也劃定了“彩禮指導標準”。

　　記者調查發現，出臺相關規定的地方，一般都把“彩禮指導標準”劃定在6萬元。四川金陽在2015年12月出臺《金陽縣人民政府關于遏制婚喪事宜高額禮金和鋪張浪費之風的實施細則(試行)》，明確婚嫁禮金總額不超過6萬元；去年2月初，山東巨野縣文明辦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移風易俗工作的指導意見》，也倡導婚嫁禮金不能超過6萬元。

　　巨野縣文明辦主任李兵表示，倡導6萬元婚嫁禮金是根據當前農民的收入水平，并和老百姓充分座談調研后確認的。“既考慮了傳統習俗和承受能力，也想讓老百姓養成一種自覺行動，遏制‘天價彩禮’。”

　　“彩禮指導標準”等是否真能管住“高額彩禮”？記者采訪的山東、河南一些地方的文明辦負責人表示，出臺“彩禮指導標準”只是一種引導行為，并非強制措施，在個別地區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巨野縣馮樓村紅白理事會會長孫自海告訴記者，紅白事移風易俗都好辦，最難管的就是彩禮。雖然當地出臺了“彩禮指導標準”，但送不送彩禮、送多少彩禮都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人家就是愿意給高的彩禮，我們除了苦口婆心勸說也沒有其他硬性辦法”。

　　規范彩禮錢政府需要“硬杠杠”“軟行政”雙管齊下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所長萬建中說，彩禮的歷史很長，中國不論南北自古以來婚姻的締結，就有男方在婚姻約定初步達成時向女方贈送金錢和禮品的習俗。

　　專家表示，彩禮的出現有其歷史原因，但現代社會如果要求彩禮過高甚至出現“天價彩禮”，肯定是一種陋習，但這樣的陋習僅靠政府一紙禁令很難改變。

　　安徽省潛山縣68歲的劉淑老人經常給人說媒。“如果雙方家庭談得好，男方出一些彩禮，女方要陪嫁妝，基本上就是一種禮尚往來。”劉淑說，彩禮一直都有，特別是在農村，要想一天兩天就取消不太現實。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陳步雷認為，農村高額彩禮雖是傳統習俗的遺留，但前些年一些黨員干部大操大辦也帶壞了社會風氣。應當依據黨紀政紀，嚴格限制或禁止黨員干部以任何方式參與大操大辦、助長“天價彩禮”陋習的行為。“從黨員干部抓起，有助于扭轉‘天價彩禮’不良社會風氣。”

　　記者梳理發現，目前，在“天價彩禮”問題上，多地針對黨員干部出臺一些懲戒措施。比如四川金陽、河南濮陽、山東淄博等地都將移風易俗工作納入黨政工作考核管理，并規定對無視和違反規定大操大辦的黨員和公職人員將進行黨紀政紀處分。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山鷹認為，對于普通群眾，彩禮過高雖是陋習，但如果由政府出面來制止、限制也不是很好的辦法。“婚喪嫁娶本是屬于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政府強行介入、特別是附帶懲戒措施的介入，往往會帶來新的麻煩。”

　　一些專家表示，農村十里不同俗，各個村都有自己的特點，要鼓勵村民自治，讓村級成立紅白理事會，以村規民約的形式移風易俗。

　　專家認為，針對高彩禮這類問題，應善于運用“軟行政”的手段來解決農民“窮講究”的問題。陳步雷說，“軟行政”是指說服、教育，以倡導為主，不能強加干涉。應從轉變思想上下功夫，讓“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樣”的觀念逐漸在鄉村扎根，從根本上破除嫁女“待價而沽”的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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