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法審判委員會全體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司法解釋，首次將臨床數據造假騙取藥品批文納入刑事處罰，最高可判死刑。（4月12日《南方都市報》）

　　藥物臨床實驗數據造假不入刑，意味著對這類行為的處罰，只能通過罰款和行政管理等非刑事手段進行，當事企業和個人再怎么造假，只要不出現直接后果，就不會承擔刑事責任。然而，通過數據造假騙取藥品批文后，藥企不僅免去了臨床實驗方面的投入，還節省了大量實驗時間，也讓不合格藥品獲得生產上市的機會，在投入最小化的前提下，不當利益卻被最大化。

　　由此看來，過去對于藥品臨床數據造假的處罰存在罰責不對等現象，造假成本太低，藥企就敢于冒險，他們節省了研發成本，反而對認真做實驗的企業形成逆淘汰，數據造假就會越來越常見。2015年，食藥監總局要求藥品申請人對臨床試驗數據真實性、完整性、規范性進行自查，一年后申請人主動撤回申請的數量占注冊申請總數的83%，撤回原因包括不符合規范、數據不完整和故意造假，藥品臨床數據造假的嚴重程度可見一斑。

　　從危害性來看，藥品臨床數據造假雖然不直接生產和銷售假藥，但其申請的藥品沒有被證實達到技術要求，與假藥其實沒有什么區別，這類藥品一經生產上市，民眾的健康將受到類同于假藥的危害。數據造假與不合格藥品上市存在邏輯關系，將此行為按生產、銷售假藥罪定罪處罰，不僅極具合理性，而且是對過去處罰過輕的糾偏。

　　藥品臨床實驗關系到民眾的健康甚至生命，這方面來不得半點馬虎，對藥品臨床數據造假給予更嚴厲的處罰，既體現出對生命的尊重，又是對求真務實精神的提倡，有利于凈化藥品研發的學術環境，使投機取巧者不僅難以在市場上生存，而且有可能遭受牢獄之災，讓真正有實力、講誠信的藥企和他們的創新藥脫穎而出，在藥品研發領域形成積極向上的法律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