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臺縣環境監測中心,從91個監測點傳回的數據實時顯示在屏幕上。
鳳臺縣干部在淮河岸邊調研堆場碼頭治理情況。
鳳臺縣城的淮河岸邊,等待為煤炭堆場卸貨的大媽 。
煤炭的黃金十年將鳳臺縣送上安徽省GDP十強縣位置,但也讓它面臨著紛繁復雜的環境治理沉疴。
隨著新環保法的實施,從上而下的環保責任要求與自下而上的環保民意壓力,讓鳳臺這個資源大縣,走上了環境治理之路。
在科技和法治支撐日益強大的今天,環境治理如何走向現代化,已是不得不面對的課題。
安徽省淮南市鳳臺縣,古稱下蔡,認識它要從幾個顯著特點開始:全國深井采煤第一大縣;淮河、西淝河過境,水路運輸發達;地處淮北平原,基本農田占全縣一半以上的面積。
這些對外介紹的特點,在鳳臺縣環保局局長盛輝眼里,卻意味著特殊的“麻煩”——
產煤的地方,給人的印象總是黑乎乎的。除了臟,深井煤礦開采還帶來了大片農田和農舍沉陷,對自然環境破壞嚴重,隱藏著復雜的補償、搬遷和安置等矛盾;
煤炭外運中,汽運帶來揚塵污染,如果選擇水路運輸,包圍著縣城而過的淮河兩岸,大大小小的碼頭、堆場和洗煤場,則會讓整個鳳臺縣籠罩在隨時可能襲來的黑色粉末中;
大片基本農田,每到夏秋兩季,上面是中央秸稈禁燒的要求,下面是農民四處點火焚燒的壓力,這讓處于中間責任層的縣環保局乃至縣委縣政府班子,不得不全員上陣地毯式巡邏滅火。
盛輝眼里的這些“麻煩”,擺在鳳臺縣領導班子桌面上,就是青山綠水與真金白銀的衡量與取舍。
從2002年到2012年的煤炭黃金十年,將鳳臺縣送上安徽省GDP十強縣位置,但也讓它面臨著紛繁復雜的環境治理沉疴。
這樣一個縣要治污?它究竟是一道選擇題,還是一道計算題?
隱憂初現
有一天,鳳臺縣縣長袁祖懷站在鳳臺國際飯店門口,正和一批客人介紹鳳臺,一陣大風刮來,夾雜著黑色煤粉的灰塵,落了滿頭滿身,場面尷尬。
這個畫面和當時內心的崩潰感,袁祖懷至今難忘。
從上世紀90年代起,鳳臺地下120億噸煤炭,就像一個巨寶盆,吸引著人們向地層深處不斷掘進,先后興建了張集、顧橋、丁集等煤礦,最高峰時,年煤炭產量4000萬噸。
為了把這些煤炭運輸出去,成本相對低廉的水路,成了不二選擇。
鳳臺國際飯店就坐落在淮河河畔。淮河兩岸,不到百米的間隔,歷年建起的小碼頭、小堆場里,黑色煤堆像連綿的小山一樣,就算沒有大風,一輛車子經過,卷起的黑色揚塵,也夠人難受一陣子。
住在淮河北岸的一位縣政府公務員回憶,每天早晨,他認認真真打掃一遍屋子,等到了下班回家時,落滿灰塵的地板,腳踩上去,就會留下清晰的印記。
“是很臟,但靠煤‘吃’煤,大家都習慣了。”
鳳臺縣長期頭頂全國深井采煤第一大縣的名頭。2008年煤炭價格最好的時候,鳳臺GDP總值130.7億元,位居全省第4,與第1名的無為縣相差不到30億元。
然而,2012年,袁祖懷上任鳳臺縣縣長這年,煤炭黃金十年宣告結束。鳳臺縣當年的GDP總值為215.2億元,掉落到全省第6名,與第1名的肥西縣相差了201億元。
2013年、2014年,煤炭價格的頹勢不減,鳳臺縣的排名,兩年再降3位。
盡管鳳臺的GDP總量始終穩定保持在220億元左右,但相對于其他縣的快速發展,靠煤炭吃飯的鳳臺,像是被那挖空的地下黑洞緊緊攥住,難以動彈。
在鳳臺人看來,幾個大煤礦和電廠屬于央企、省企,鳳臺從中得利不多,但所有的環境代價卻要鳳臺承擔。
這樣的感覺,在煤炭價格走低的幾年,更顯突出。
過去一段時間,因為煤電基地建設的快速推進,一些煤炭企業在征地手續沒有辦理、塌陷區群眾沒有得到妥善安置和補償的情況下,采取了先采后征、先塌陷后補償的辦法。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經濟的發展,這讓原本就充滿爭議的補償方案愈發顯得“不合時宜”,群眾不滿和社會矛盾日益累積。
袁祖懷毫不諱言,“鳳臺的上訪量不小,很頭疼,也困擾著鳳臺縣的發展。”
“一煤獨大”的格局,鳳臺縣領導班子不是沒有做過扭轉的努力。然而,固有發展模式的慣性下,轉變談何容易。
看著鳳臺縣的經濟構成表,縣里不少領導的內心不止一次地自問,怎樣才能走出環境困局?
鳳臺縣內在的環保矛盾還未解決,外部的環保壓力卻已層層襲來。
禁燒窘境
2013年1月,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東部持續近一個月的嚴重霧霾天氣,激發的民間環保治理訴求,向各地政府管理者涌來。
此后,在一次次的霧霾天中,整個社會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經濟發展是為了什么?
環境問題在倒逼發展方式的轉變。大氣治理,首當其沖。
在鳳臺縣環保局監測站總工程師徐中根的記憶中,從2012年開始,國家關于秸稈禁燒的執行,突然嚴格起來。“你在田頭燒秸稈,咔嚓,頭頂的衛星就給你拍到了,環保部全國通報,縣里的壓力可大了。”
研究發現,在焚燒秸稈高發期出現的嚴重污染天氣中,焚燒秸稈帶來的污染物對霧霾的貢獻率可能達到20%左右。因此,秸稈禁燒成為全國大氣治理中,首先被重視起來的措施。而我國秸稈焚燒最嚴重的區域之一在淮河流域,特別是江蘇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中、南部,山東南部,時間為每年6月。
徐中根說的“咔嚓”拍照,是一種遙感監測技術。環保部每天通過衛星遙感,監測全國范圍內秸稈焚燒火情,并實時發布全國火點統計。鳳臺縣,恰恰就處于重點監測區域。
從衛星遙感監測開始,鳳臺縣被拍到過兩次,袁祖懷心有余悸。“每天忙著四處巡查火點,可還是有堵不住的時候。”
頭上有“天眼”,鳳臺縣的官員們忌憚著,但農田里的農民可不管這些。盛輝形容,秸稈焚燒厲害的時候,遮天蓋日,刺鼻嗆人。有時候,他在屋里開會,眼睛都能熏得流淚。要是秸稈是濕的,燒起來煙更大,縣城里都能看到大片煙灰落下來。
作為農業大縣,鳳臺每年夏秋兩季收割季,農民四處點火,全縣干部日夜巡邏,那場面,盛輝形容,“疲于奔命”。
徐中根記得,2014年,他包了3個鎮共20多個村,光村干部值守點就設置了30多個。縣里包保的干部,每天需要開車巡查一遍值守點,一是查看基層人員是否到位盡責,二是路上遇到火點也好及時撲滅。幾乎整個6月,盛輝白天上班,到了傍晚六七點,吃過飯后就開著車到自己包保片區巡邏,回到家里經常要到夜里12點多。
想起自己第一次滅火的情景,盛輝記憶猶新。那是2014年,縣委剛開完會,盛輝就接到通知說,朱馬店鎮有人焚燒秸稈了。
等盛輝趕到現場,火已經燒得很大,一浪一浪地,像是一條條火龍。他從附近老百姓家抄起掃帚,沖上去,迎著火頭就打,用了個把小時,才終于滅掉了一條火線,可旁邊還有火在著。
“你在滅火,著急得要命,可老百姓都在圍觀,沒人愿意幫忙。他們覺得還不如燒完了,這樣明年地肥收成好,干部都是吃飽了沒事干。”環保治理的孤立感,縈繞在盛輝的心頭。
縣環保局全部人馬只有40多人。秸稈禁燒期,在環保部的監測壓力下,整個鳳臺縣的干部,幾乎全員上陣巡查,袁祖懷也不例外。
有一天,巡查跑了4個小時后,司機告訴袁祖懷,“今天巡查,車已經跑了300多公里了。”
袁祖懷心里一驚,“鳳臺才多大,這不是辦法啊!”
環保緊箍咒
從秸稈禁燒的疲憊開始,環保壓力倒逼出來的主觀治理意識,在鳳臺縣領導班子中一點點積累。
分水嶺,從2015年1月1日開始。
被稱為“長出鋼牙”的新環保法正式實施,對地方環境治理責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為了讓新環保法確立的新規得以實施,環保部啟動了54項配套文件、規章制度的制定工作。“按日計罰”“查封、扣押”“限產停產”等新規實施細則一一出臺,“行政追責”“行政拘留”等其他50項配套文件也陸續頒布。
短短兩年時間內,環保部約談地方負責人、環保督查組開展地方巡查、法律賦予民間公益組織環境公益訴訟的權利……
一道道環保緊箍咒,層層念到鳳臺縣,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環保政治壓力和法治壓力。
袁祖懷覺得這些壓力來得挺好。
不管是鳳臺縣委縣政府領導班子,還是人民群眾,如果對環保的認識尚有分歧,或者說盛輝曾經感覺到的那種孤立感依然存在,那么環境問題就很難解決。如今,有了“尚方寶劍”和自上而下的環保督查壓力,鳳臺的環境治理關系,就有了強力理順的機會。
“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這是政治要求;新環保法的實施,這是法治要求。
鳳臺縣環保局的工作人員注意到,縣委縣政府領導班子對環保的要求開始強硬起來,領導們大會小會上說的話、布置的工作,很多都和環保有關了。
鳳臺縣環保局一位執法人員回憶,以前,執法隊到縣里一個工業開發區執法時,企業很快就找到縣領導打來電話,“都是縣里招商引資來的企業,以后別去了。”
執法隊隊員心里窩火,誰都沒拿環保當回事,不去就不去吧,惹那麻煩干什么。
環保局監測站工程師徐中根以前是老師,后來考到環保局工作。開始那幾年,他覺得工作很輕松,比當老師時每年有兩個假期還愜意。現在,加班才是常態。與過去“不惹麻煩”的想法不同了,環保局的工作人員開始掂量,如果放任污染企業不管,以后被問責怎么辦。
“別看秸稈禁燒期累成那樣,但這也只是環保工作的一部分。環保局的工作,大量集中在國企、省企,真正的難點也在這兒。”盛輝說。
顧橋鎮煤礦、電廠都有固體廢物排放,煤矸石、粉煤灰隨意處置,引發大量環保問題。
2015年春耕插秧之前,環保局發現,顧橋鎮一家大煤礦企業門口的永幸河快淤死了。這條1978年完工的人工水利灌溉渠,至今對鳳臺的農耕灌溉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盛輝趕到現場一看,不過10多米寬的永幸河道里,綿延上百米的黑色淤泥堆積。再不清理,春耕灌溉就要受到影響了。
煤矸石是煤炭生產的固體廢料,但里面還有一些煤,煤礦企業就會把這些煤洗出來。因為加工粗糙原始,含有大量固體煤灰的洗煤水就直接排進了永幸河。
“企業都這么干,不用一個禮拜,永幸河就能堵死了。”盛輝記得,環保局施壓負有主要排污責任的5家企業,籌集來500多萬元用于清淤。即便如此,盛輝也一點不敢松懈。整整一個月,盛輝的上班地點改在了清淤點兒,天天盯著施工。
“我不去,插秧前河道清不出來怎么辦?縣里要問我的責啊。”盛輝解釋道,“再說,企業也需要通過環保局的工作方式,認清環保形勢。”
科學治理
企業要守法,靠環保局幾個人突擊檢查?
袁祖懷覺得還不夠。
“你說企業污染了,要罰款也好,要停產也好,拿不出證據來,怎么執法?”袁祖懷說,水污染,有排放路徑可以查;土壤污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也有據可查;空氣是流動的,大氣污染找誰負責?
一次偶然的機會,電信企業的工作人員告訴環保局工作人員,遍布全縣的通信信號塔上,可以安裝視頻監控查看火點。這個辦法,讓鳳臺縣的秸稈禁燒工作一下子擺脫窘境,從人海戰術步入科技治理。
這一變化,啟發袁祖懷開始思考,環境治理本身就是一個產業,如果找到一種科技手段,既能為環保執法提供科學依據,又能發展成為鳳臺縣的綠色經濟,豈不是一舉兩得?
很快,專注于煤礦井下大氣監測治理的一家科技公司,成了鳳臺縣大氣治理的合作伙伴。
2015年下半年,這家公司開始研發大氣污染網格化管理方案,經過一年時間的研發,一種大氣監測設備亮相鳳臺。
白色的鐵皮盒子里,包括溫度、濕度、風速、PM2.5、PM10等24小時在線數據監測設備。設置在鳳臺縣政府大樓里的監測中心,一塊大屏幕上,從91個監測點傳回的數據實時顯示。工作人員可以隨時調取任意一點的監測數據和歷史數據,軟件還可以對數據進行分析,對超標點報警顯示。
這套剛上線不到3個月的系統,已經投入近2000萬元,它寄托了鳳臺縣科學治理大氣污染的雄心。按照規劃,未來全縣按照2公里×2公里劃分的網格,每個點都會安裝一臺監測設備,采集的數據每周出一份分析報告,提供給環保局。
現在,首批安裝的91個監測裝置,確保了每個鄉鎮都有一個。在煤礦、電廠、工地、堆場等污染敏感區域附近,監測裝置布點更為密集。
眼下,放下難啃的央企、省企不談,就說鳳臺縣政府內部,即便是拿到了監測診斷,下一步如何治理的部門責任劃分問題,仍然需要擺到桌面去談。
3月底,就在記者到鳳臺采訪前兩天,徐中根就根據一個監測數據報警點,發現了一處新的揚塵污染源。
這個監測點位于鳳臺一橋上。放眼望去,大橋兩側的淮河岸邊,春天的樹枝蔥綠,油菜花田金燦燦的。徐中根開車從橋上來來回回地過,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難道是監測設備不準確,它錯了?”他不死心,親自到橋下走一趟,這才發現了一個沒有硬化地面的新設停車場,大貨車進進出出帶起揚塵。他斷定,這就是罪魁禍首了。
污染原因找到了,就這個污染點來說,下一步會怎么治理?
這個問題也難倒了環保局。
“停車場的問題,歸交通運輸局還是城管局?要掐掉污染源,如果進行地面硬化,誰出錢?這些問題涉及不同部門職責,環保局解決不了。”徐中根說。
現在,這個污染點的問題,由盛輝交到了分管縣領導面前等待“裁決”。
有了一套先進的大氣診斷手段,找到了污染原因,問題涉及不同部門時,如何協調不同部門的利益,如何劃分不同部門的職責,怎樣杜絕部門間扯皮推諉不作為,又成了縣委班子需要用機制建設一攬子解決的新問題。
治理之難
對管理者來說,科技也好,法律也罷,都是對環境治理的強力支撐,卻并不是全部。環境治理的現代化,別說對鳳臺縣,就是對整個中國,都是一門正在探索、不斷改進的課題。
鳳臺縣的“十三五”規劃中,一個重要目標是成為國家級生態文明建設示范縣。
生態文明示范縣,是2016年1月由環保部在原有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范縣基礎上升級的一個評選。考核指標包括生態空間、生態經濟、生態環境、生態生活、生態制度、生態文化等6大領域38項指標,涉及規劃環評執行率、工業用地增加值、環境空氣質量達標情況、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等方方面面。
對鳳臺縣來說,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需要編制一個生態規劃,搞清楚家底現狀,制定改進措施。
然而,就是這樣一份生態規劃,鳳臺縣四處尋找,居然沒有單位和部門能接。最終,縣里找到安徽省里的一個研究團隊,作為新課題在做。
到了微觀的環境治理上,過去粗放式發展遺留下的問題,現任鳳臺縣委縣政府必須用時間、金錢和法治來一一消化。
從去年10月開始,鳳臺縣組織了公安、海事、河道、環保等相關部門對鳳臺二橋周邊先后開展了兩次環境集中整治行動,清除煤砂等物料堆場44個。
碼頭整治工作同時進行。縣里的一份統計顯示,他們曾開展多次聯合集中執法行動,出動警力600余人次,參加行動人員2000余人次,動用大型機械近百臺,運輸車輛200余輛。
依法辦事,是整治清理的核心。營業期限到了的,不再審批;合法的碼頭,由于環保需要拆除的,該補償就合理補償。
當然,現實的情況,遠比治理原則更為復雜。
按照規定,碼頭的審批權在海事局,岸上的堆場審批權在河道局。然而,海事局隸屬于淮南市直接管理,鳳臺縣無權對碼頭審批進行干預。“我們只能讓河道局不再續批堆場了。沒有堆場,碼頭合法也沒法用了。”袁祖懷有點無奈。
動人利益的事,是最難的事,但袁祖懷也坦然。“只要守住依法治理這條紅線,干什么事都有法律依據,我們也就問心無愧了。”
相比看得見的“黑”,更讓鳳臺縣頭疼的是采礦之后的沉陷治理難題。
離新集鎮一家煤炭企業旁的堆場沒多遠的地方,一片開闊的湖面映入眼簾。幾年前,這里還是良田,岸邊布滿裂痕坍塌的房子里,也還有村民居住。地下600米——相當于中國第一高樓上海中心大廈的高度,煤炭采空之后留下的“黑洞”,拉扯著地面向下沉陷。之后,雨水和地下水一點點將這“黑洞”填滿,掩蓋了一切,留下表面的平靜。
“縣里正在做水面漂浮式光伏項目。”袁祖懷介紹說。
在一份公開的報道中,鳳臺縣一個1萬畝的采煤沉陷區水面,規劃建設300兆瓦水面漂浮式光伏電站,總投資預計30億元,兩年內建成。
在鳳臺,共計11.4萬畝沉陷區水面,顯然不可能全部找到治理項目。整個淮南市,所有的沉陷區有100個西湖那么大,治理資金缺口可想而知。
“上次來,那棵樹還沒淹呢,這次已經只剩那么點兒樹尖兒還在水面上了。”車子走在沉陷區水面中不斷被加高的碎石路上,袁祖懷努力從細節處尋找這片土地的變化,“你聽到過從地底傳來的沉陷聲音嗎?有村民向我形容過,很可怕的。”
站在鳳臺縣縣長的角度去看,煤礦為鳳臺縣帶來的經濟效益,在當下環保要求漸高的環境下,未必劃算。
按照稅收分配體制計算,煤礦企業繳納的稅收,最終只有10%左右落到了鳳臺縣口袋里,但環境破壞造成的一切損失,都要由當地來承受。對此,袁祖懷的觀點是,煤礦肯定還是要開,但煤礦企業對環境的主體責任,應該像安全生產一樣,被國家重視起來。“如果像抓安全生產一樣抓煤炭企業的環境治理,還能這樣肆意沉陷嗎?”
20多年前,袁祖懷看到一則報道中說,瑞士青年人最關心的問題是環境問題,他感到無法理解。多年后,望著鳳臺縣模糊混沌的天際線,他終于開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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