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海建

　　傳銷之禍，成為2017年夏天的熱詞。天津靜海傳銷中，“蝶貝蕾”尤以為盛。據平安天津官微通報，該傳銷組織規模龐大，等級分工明確，涉及全國多個省市，參與者達7000余人。其中，在靜海及周邊地區發展傳銷人員達1600余人，占比近23%。最新消息稱，天津靜海區人民檢察院已依法批捕9名“蝶貝蕾”傳銷組織頭目。

　　被傳銷鬧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不獨獨近期這兩樁，更多的，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尸的悲愴：比如今年4月份，在廣州讀大三的梁某與家人失去聯系，家屬認定她被騙入傳銷組織，苦尋無果后，找反傳銷志愿者幫忙。7月22日，梁某被救了出來，但回家后又跑了，至今杳無音信。李文星事件后，激起輿情鼎沸，讓更多深陷傳銷陷阱的家庭寄望借此撥云見日。

　　法治得彰，罪惡必懲。9名"蝶貝蕾"傳銷組織頭目被捕，終究是大快人心之事。仔細想想，這大概也說明了兩個情理之中的邏輯：第一，傳銷肆虐，終究是個紙老虎。這種聚眾的經濟邪教，又不可能隱身或消匿，真要發動群眾斗爭，治理起來并不算沒有頭緒。再說，無論傳統的南派或北派，抑或是依托互聯網的“資本盤”，其“拉人頭”的層級利益鏈可謂萬變不離其宗。第二，這些年的傳銷整治不力，監管疏忽與驕縱是為主責。2008年前后，國家工商總局調研，“據廣西來賓市反映，傳銷猖獗時，傳銷人員達上萬人，大街上像趕集一樣。”根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和中國反傳銷協會等聯合編撰的《2010中國網絡傳銷調查報告》，2010年參與網絡傳銷的人員超過4000萬。

　　歷史而言，1989年，傳銷從日本、臺灣等地流入廣東，此后，便如星火燎原般成為打不死、錘不爛的流毒。28年過去，傳銷在中國的發展便是弱勢民眾的“血淚史”。傳銷難以禁絕、乃至成為少數地方的法外之區，用天津的話說，這固然是因為“打得遠遠還不夠”。只不過，2017年的中國，公共治理的進程已非昨日。我們不忍追問“若沒有李文星之死是不是就沒有‘蝶貝蕾’的覆滅”，但板上釘釘的是，傳銷之禍顯然不只是一個“蝶貝蕾”與一座城市的夢魘。略有遺憾又叫人惶惑的是：事件之后的這些日，除了天津與“蝶貝蕾”成為熱詞，在中國更多傳銷的版圖上，最該舉一反思的地方部門仍是靜如止水，就好像遙遠的青年之死，只是一個非典型性的公共事件。

　　微商還是傳銷、直銷還是傳銷……這是些傻傻分不清的話題。在互聯網技術迭代N年之后，傳銷之惡已經如虎添翼。就業壓力的倒逼、一夜暴富的幻覺，令傳銷成為揮之不去的甜美噩夢。2016年12月，公安部發布消息，當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案偵辦傳銷犯罪案件2826起，同比上升19.1%。傳銷如虎，“蝶貝蕾”只是虎群之一，而打虎恐怕更不能只靠一座城市出來扮演武松角色。（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