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心“彪子”

　　在她老家山東威海，這個詞形容一個人傻。她總是給各種各樣的人捐東西，從棉衣棉褲到珠寶首飾，她都捐出去過。她捐給別人的衣服是全新的，自己的兩條白色褲管上卻都撕開了口子。“現在不是都興乞丐服嘛，我這褲子穿了5年，挺漂亮的。”

人們都說，邢威敏是個“彪子”。

　　她守著威海市環翠區統一路上的冰柜，賣了40多年冰棍。退休后，她又兼賣兒童服裝。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她卻給小學捐成本價1萬元左右的棉褲。過幾年再去捐運動服，孩子們都喊：“棉褲奶奶又來啦！”

　　九寨溝地震兩天后，她捐1萬元。逢年過節，她也湊個熱鬧。街坊鄰居看到她捐獻，勸她：“現在的人搶都搶不著，你還從家里拿東西。”可是她連母親的遺物都捐。

　　母親臨走留下2000元現金，被她捐給了居委會——這是她的第一次捐獻。母親的項鏈和手鐲，也被她拿到金店賣了，買衣服捐給汶川災區。除去一對耳墜，能捐的都被她捐完了。唯一叫她恨的，是母親放在她那兒的3萬多元存款，被朋友騙走。官司打了將近10年，錢還沒追回來，要不早該捐了。

　　附近鎮上的幾戶人家曾接受過她的捐贈，上門給她送魚，她轉手就把女婿送的“能錄能唱”的音響設備送給人家。女婿跟她說，“媽，你真行啊，剛給你買的你就送別人了”，她感覺女婿有點不太高興。

　　邢威敏的女兒說她“吃的是草，擠的是奶”。女婿回憶，邢威敏搬家時，不舍得買家具，客廳連沙發也沒有，就讓木工做了幾張床充當沙發。

　　“她不喜歡打麻將，不喜歡出去旅游，到現在她也忙。”邢威敏的好友姜愛萍說，在她看來，邢威敏在工作上也“彪”極了。

　　邢威敏的女兒在12歲之前和她不太親近，因為她賣冰棍都“沒有點的區別”。夏天生意好的時候，裝錢的包都是滿的，半夜還在燈光下數錢。

　　可是錢嘩嘩地流進口袋，又嘩嘩地流了出去。連因為捐獻獲得的錦旗，也在她搬家的過程中遺失了大半。她不記得退休工資卡的余額，花錢最多的地方是給自己和老伴治病。

　　姜愛萍說，邢威敏曾經是遠近有名的“一枝花”。可是她沒搽過雪花膏，花衣裳也沒穿過幾次。

　　“文化大革命”以前，她是家里的老大、“慣孩兒”，長輩們都寵她，“什么好衣服都穿過了”。但母親對她管教嚴格，總愛跟她講書上“艱苦樸素”的道理。

　　她還記得，大連的姨媽寄來20多雙鞋子，她和弟弟、妹妹每人各分到一雙布鞋和皮鞋，其它全讓母親給了自己的學生，那些沒有血緣關系的“寶貝孩子”。

　　母親早晨上早自習，晚上不是備課，就是家訪。有學生母親早逝，父親照顧不過來，她總讓班干部去看看，捎點餅干、藥。而對邢威敏，下雪天做的棉褲做多了，母親永遠要拿走多余的，只給她留一條。

　　那時，她不理解過，甚至從小就“膈應”母親。“你不是我媽，你是我后媽。”她氣得和母親大吵一架，怎么也想不通“應該服務自己”的母親為什么要去“服務”別人。

　　這一積怨延續了很長時間。父親過世后，她把母親接來住了30多年，卻因脾氣暴躁總發火。母親只好把晚年捐物的事兒瞞著她，而她也從不過問。

　　直到母親病重住院，她發現以前母親的同事、學生都爭著輪班。問起來，都說母親幫助別人的事。她這才理解了母親這些年所做所為。

　　臨走前，母親還不忘囑托她捐掉3萬多元的存款。“這個錢既然你們姊妹三個都不要，我能不能捐給我最困難的學生和小孩。”每當回憶起母親臨終，邢威敏都會哽咽。

　　“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就是我媽。”整理遺物，翻到母親的回憶錄，上面赫然寫著母親的記錄：某年某月，我的大女兒又發火了。她“恨不得鉆進地洞里去”。

　　現在，她想著完成母親的使命。盡管30歲就心臟病、糖尿病纏身，還曾做過支架手術，她覺得生病有報銷，血糖高吃不了好的，和老伴1個月1000塊錢就夠花。

　　“像得我這個病的，好多都走了，但我66歲還能干活。彪就彪點吧，要彪我才能干活。”邢威敏還想把捐獻的習慣傳下去。外孫女和她一起生活到小學三年級，從小就聽她念叨“多做善事”“善有善報”。但是，今年上初中的外孫女因為“學習”和“特長班”放棄了小時候做過的蝴蝶結義賣，而她的女兒支持她的行為，但自己“不感興趣”。

　　邢威敏不覺得意外，因為自己曾經也是那個不理解母親的女兒。但現在，她夏天穿的上衣只有30多塊，褲子20多塊，兩套衣服翻來覆去地穿。她老想起生前沒有幾套衣服的母親。“說出來你可能不相信，我覺得現在就和她一模一樣了。”

　　實習生 林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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