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維加斯的連環槍聲在奪走50余條生命的同時，再次引發了美國社會對于槍支管理問題的激烈爭論。美國泛濫的槍支能夠被有效管控嗎？

　　自上世紀20年代以來，每一部控槍法案的出臺無不伴隨著博弈雙方的艱難纏斗，各項法案也因此不得不帶有明顯的妥協性。近年來，即便是惡性槍擊事件頻發，部分民眾訴求強烈，民主黨大佬竭力推動，亦未能促使控槍進程取得實質性進展。對此，我們不免要問，美國的控槍之路何以如此舉步維艱？難道僅僅是因為1791年頒布的《權利法案》從憲法層面上肯定了美國人民具有“備有及佩帶武器之權利”，或是全美步槍協會無比雄厚的游說資源及其在國會的巨大影響力嗎？要知道，脫離了特定的社會現實以及特定社會現實背后的民族文化，任何一部法律或任何一個集團組織都將不再具有現實生命力。為了全面認識，我們有必要對美國的持槍傳統展開一番文化反思。

　　個人可以擁有槍支的社會傳統，是在美國從獨立戰爭到西進運動的歷史文化傳統中逐步形成的。18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沒有自己的常規軍隊。在整個獨立戰爭期間，自備武器的民兵為實現殖民地獨立立下了汗馬功勞。建國之后，盡管常規軍逐漸成形，成為保衛美國國家安全的絕對主力，但自備武器的傳統卻并沒有隨之退出歷史舞臺，反而成了美國國家獨立文化意識的重要部分。西進運動之于美國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從好萊塢對于這一題材經久不衰的重視程度就可見一斑：拓荒者在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下，憑借一己強力，單槍匹馬在險惡的自然環境中開疆拓土，成為西部廣袤土地的新主人。正史也好，傳奇也罷，時至今日，關于西進運動的故事依舊作為美國精神的旗幟，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美國人。在一個毫無社會秩序的美國西部，在一個社會組織松散、強力就是法律的新世界，只有依靠自己而非社會組織才能保障自身人身安全。這一不成文的社會心理準則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決定了后來美國人對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之關系的理解。

　　自近代西方政治學說建立以來，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的關系就成了西方社會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對此，美國人態度鮮明：國家權力不值得被完全信任，個人必須保有不可讓渡的自由。為了防止政府濫用暴力，公民理所當然地應該被允許自備武裝。

　　如果說為制衡國家權力而高揚個人自由尚且只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手段之一，那么在美國人看來，個人自由以及強個體原則同社會穩定其實本質相關。

　　面對頻繁發生的惡性槍擊事件以及由此引發的關于控槍問題的討論，需要被一再加以強調的因素是，社會現象的背后均有其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源。槍支是美國精神文化生命的內在組成部分，控槍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關鍵的是，它是一個歷史文化問題。將在美國精神文化中處于本質重要地位的強個體原則置于不顧，僅僅指望借由抽象的法律解決現有問題無異于緣木求魚。

　　在現時代背景下，美國固有的槍支文化與諸多現實社會問題一相結合，便不可避免地衍生為困擾美國的巨大社會安全隱患。相去不遠的總統大選，充分暴露了當今美國社會嚴重危機。美國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增大，有效的社會福利機制久久不能建立，民生問題困境催生了國內族裔問題日益激化，甚至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曾經的美國夢今天不僅演變為對全球化這一歷史趨勢的公然背棄，更體現為普通美國人對個人生活前景的困惑與焦慮。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個人擁有槍支真正成為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了。美國在槍支管理問題上舉步維艱的現實狀況充分表明，美國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受到了空前挑戰，作為這一社會危機的代價，拉斯維加斯無辜者的生命恐怕只會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祝薪閑作者系復旦大學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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