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壁畫找回失落的歷史

　　揭秘大同沙嶺北魏墓葬壁畫摹制全過程

　　克隆，或許，用此來形容壁畫摹制不完全準確，但卻找不到更好的詞來精準表述——因為當你駐足大同沙嶺北魏壁畫摹制品前時，它和真跡驚人地相似，而這是考古技術和美術技藝完美結合誕生的。1月12日，“另一個世界的想象——大同沙嶺7號北魏墓葬壁畫與云岡石窟藝術展”在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展出，很多考古、美術界專家學者在看到這些壁畫的復制品后，幾乎個個驚嘆：“了不起”。

　　那么，這些壁畫究竟是如何被“克隆”的？

　　讓壁畫保存下來 是探索，更是搶救

　　1600年前，從大興安嶺深處走出，轉戰數百年而得天下的拓跋鮮卑，帶著滿身的粗狂氣息建立了北魏王朝，在昔日的平城(今大同)定都。在大同扎根的近百年時間里，北魏走過了從部落聯盟到封建國家的歷程。盡管地上地下留存了若干北魏文化遺產，讓世人看到了北魏的壯美，但這段最接近當時社會風貌、最接地氣的歷史資料在哪里，一直困擾著研究者。直到大同沙嶺7號墓葬壁畫的出土。

　　沙嶺北魏墓地位于大同御河之東、沙嶺村東北約1公里的高地上，12座北魏墓葬共出土文物200余件，其中一座磚石墓保存有精美壁畫且有文字紀年，這就是后來馳名中外的7號墓——它也是沙嶺北魏墓地獲得“2005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一張王牌。墓室內的北魏壁畫，集中展現了拓跋鮮卑對另一個世界的生活和靈魂安置，與同是北魏開鑿的云岡石窟對往生世界的想象交相呼應。

　　雖說沙嶺北魏墓葬壁畫極其珍貴，但文博工作者都知道，墓葬壁畫保護是世界性的難題，在這13年的時光里，由于壁畫原址無法切斷地脈，如今壁畫顏色幾乎脫盡，不復當年出土時鮮艷。珍貴壁畫的搶救性保護是一項急迫的工作。伴隨著山西彩塑壁畫研究保護中心落地云岡，云岡石窟研究院院長張焯也在不斷思考，怎樣才能讓壁畫保存下來，甚至“永生”。

　　2015年，內蒙古科技大學包頭師范大學副教授姚智泉在大同鼓樓東街開了個壁畫博物館，展示用“摹制法”創制的寺觀壁畫，張焯聽說后就趕緊去找到姚智泉，與其交流了對復制墓葬壁畫的看法。“復制墓葬壁畫？我們從來沒干過，也沒想做過，這是件有挑戰的事情。”張焯想要實現讓壁畫“永生”，姚智泉則意識到參與的是一項意義重大的工作，兩位喜歡挑戰的人一拍即合。

　　其實，從另一個層面來說，是張焯的使命感在“作祟”，作為云岡石窟的“掌門人”，他深知公眾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渴求，對于古代世界的探尋和求知，所以，他希望能為沙嶺墓壁畫提供一個展示的空間，讓公眾近距離感知北魏時間、平城歲月。

王雁卿（右一）和畫師研究細節。 圖片由云岡石窟研究院提供

　　科技考古手段做支撐 1:1還原壁畫內容

　　為了保留壁畫的本真，姚智泉團隊使用了壁畫“摹制”技藝，也就是先做一個與當時歷史年代、所用材料相同的墻體，然后再在上面搞創作。如果你有機會在現場看到“克隆”好的壁畫，肯定會被其逼真、細微所折服，那些散發著泥土味道，滲透著礦物質原料的壁畫，似乎依舊保存著歷史的溫度。

　　起初接到這項任務，姚智泉想到了三個問題。“畫什么？怎么畫？壁畫載體的地仗層怎么做？”為了解決這三大難題，他可謂絞盡腦汁，因為北魏離我們太遠，尤其是在繪畫藝術上，沒有任何參考。最后，云岡石窟研究院數字中心采用了多類型全方位空間信息測量手段，對墓葬進行測繪，并且用激光三維掃描技術對墓葬整體進行高精度三維信息測量與采集。“先通過高清掃描，然后再對壁畫地仗層的材質進行取樣分析，比如是用什么石灰做成，里面摻雜哪些材料，接下來我們就會收集這些材料，做成一模一樣的地仗層。”

　　其實，這才是“摹制”技術的第一步，緊接著，還得分析壁畫上繪圖所采用的顏料，“沙嶺墓壁畫是紅、黑、藍三種色彩，你得分析到底用的是自然染料還是礦物質染料。”這些工作，就是做壁畫的基礎，通過科學技術，分析壁畫的圖像信息、藝術信息、材料信息，力求打造出的壁畫，從質感、材料、肌理以及歷史厚重感上，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作。

　　從2015年開始到2017年年底完工，一畫就是兩年之久，這應該是姚智泉工作生涯中最難攻堅的一個課題，但他卻與團隊成員樂此不疲。“我覺得這是一件造福子孫后代的事情，能讓我們的傳統文化保存下來。”古代壁畫的保護是個世界難題，原址保護的話，條件有限，壁畫色澤會逐漸脫落甚至消失。國際上也在采用壁畫切割的方法，把壁畫放到博物館里，可是切割后有些信息會丟失，壁畫內容就不完整。或許你會說，用相機拍下來唄，可是電子數據固然可以讓壁畫永存，但那可視不可摸，于公眾而言，也是一種遺憾。如今，這個兩難的難題，通過壁畫“摹制”方法基本解決了。

　　要想1:1還原壁畫內容，可不僅僅是靠畫家臨摹那么簡單。在最初的實踐過程中，畫師們可沒少受打擊，因為他們對歷史信息不了解，很多畫作都不準確，沒辦法接近真跡。對此，云岡石窟研究院專門成立了由院長張焯、信息資料室主任王雁卿以及大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組成的專家組，對畫稿進行把關指導，為“摹制”團隊提供考古學和北魏歷史研究方面的學術支撐。

　　很多人都好奇，考古人跟畫師該怎么合作？對此，王雁卿告訴記者，要把畫師“培養”成考古人。“首先，畫師們每天要寫工作日志，就像考古日志一樣，把每天的工作內容、繪制技法都記錄下來，對于日后工作是一種探索。其次，就是讓畫師們從畫線稿開始。”她說，“其實，在畫師繪制前期，云岡石窟研究院信息中心已經把壁畫的各類信息采集回來，比如一個器物的大小、在壁畫上的精準定位等，為日后繪制提供了基礎支撐。

　　上千年前的北魏究竟是什么樣？人們過的究竟是怎樣的生活？雖說沙嶺北魏壁畫提供了一些生活模板，但卻也留下很多待解之謎。“這組壁畫蘊含的信息太豐富了。墓主人宴飲圖，從服裝到使用的器物，再到助興的樂舞樂伎，這些信息都要精準；在墓主人出行圖中，還有各類車的出現。畫師們對這些都不了解，我們前期就要給他們找資料，或者說找墓葬中曾經出土過的實物，領著他們去大同博物館等地看，讓他們有一種代入感，這樣繪制出來的圖像才能準確。”王雁卿充分發揮了考古人嚴謹的特質，按照壁畫中的不同題材進行分工，有人負責服飾，有人負責車，有人負責北魏器物，比如墓主人用的酒具、酒壺、儀仗隊手持的器物等。“很具象，很復雜，得不停地查閱資料，從北魏延續到唐、漢時期，要找到類似的圖片提供給畫師，他們才好對照壁畫上的實景繪制出來，這個過程還得不停地修正。”拿著繪制好的線圖，畫師們趴在放大數倍的壁畫圖像前仔細對比，在研究的基礎上復制、臨摹。8幅大體量的壁畫三易其稿，對于王雁卿來說，這是塊硬骨頭，但她和團隊成員及畫師們通力合作，硬生生地將其啃了下來。

　　不少專家看到摹制的壁畫后，都贊不絕口，在他們看來，這種壁畫“重生”，不僅為文物保護工作提供了可示范的模板，“克隆”后的壁畫更能真實反映原來壁畫的信息，為廣大美術愛好者和從業者提供了學習研究的范本，可謂一舉多得。

　　“克隆”壁畫后的意外收獲 讓考古人有了新的認識

　　如今，摹制的沙嶺北魏壁畫成功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這是考古技術與美術技藝的一次嘗試和突破。但是，從考古層面來說，這次壁畫摹制過程，也為考古人帶來了意外收獲，為之前一些“懸疑”的考古難題，找到了答案。

　　“通常，在描繪出行圖的壁畫中，我們都會把最前面一排的人叫做‘導騎’，大家普遍認為這就是一眾開路的士兵。但是這次在繪制壁畫的時候，我們發現這些士兵手上都拿著一個圓形的東西，仔細辨認之后，原來是陶鼓，所以這些士兵不是單純的‘導騎’，而應該是‘騎吹’，就是古代軍中的馬上器樂合奏。換句話說，這些人就是一邊開道，一邊鳴笛，也就是告訴人們，身份顯貴的人來了，大家要回避，充分彰顯了墓主人的身份。”王雁卿和團隊的成員還發現了很多類似的細節，比如，在一些博物館里，總能看到馬俑，那些用陶制作的馬屁股上大多會有個洞，考古專家說這種情況叫“寄生”，就是會有個東西插在馬的屁股上，但這只是專家們的一種猜測，“寄生”的器具到底是什么，在考古中并沒發現過。不過王雁卿卻在“出行圖”的壁畫中發現，北魏時期的馬屁股上插著像掃帚一樣的東西，所以他們猜測，有可能“寄生”的器具是有機物，因為時間久遠，出土時已經消失了。

　　在開展儀式上，北京大學考古與文博學院教授齊東方就說，沙嶺北魏壁畫填補了北魏早期考古沒有出現壁畫墓的空白。在王雁卿3年來的觀察和研究來看，壁畫中還透露出了很多寶貴的信息。就以“出行圖”壁畫中的車具來說，人們發現了“軺(yao二聲)車”的后面插著6個旒(liu二聲)，也就是旗子，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征。或許在很多人看來，這個車沒什么特別的，但是著名考古學家孫機先生曾經專門寫過關于軺車的文章，里面出現了漢唐時期的資料，卻沒有北魏的資料，這組壁畫就能夠證明，其實早在北魏時期，就有這樣的車存在。對此，王雁卿的感受可以用欣喜來形容：“北魏平城時期，不管是實物還是圖像資料，之前都沒有發現過這樣的車，通過此次摹制壁畫，我們進行考證和研究，終于證實這一寶貴發現。”

　　當你漫步在一幅幅壁畫面前仔細觀摩時，眼前的人物似乎鮮活起來，墓主人端坐堂前與賓朋把酒言歡，周遭環肥燕瘦的藝伎翩翩起舞，好不熱鬧。一組壁畫，浮現出了北魏早期的文化生態模式，這是考古的魅力所在。但是，如果沒有“摹制”技術，這些記錄歷史的壁畫無法重生，并且無法走出深閨，原汁原味地呈現。這一刻，值得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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