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不能再僅盯著推動GDP快速增長想法子，還要著眼于轉變發展方式、提高增長效益、保護生態環境出點子，更多依靠市場力量、更加注重精準施策、更好兼顧社會效益

　　新年伊始，我國首部“綠色稅法”——《環境保護稅法》正式上線，雖然是從以前的排污費變身而來的新稅種，但環保稅的開征，還是讓不少污染大戶感到成本壓力，而更多企業從中看到了節能減排的“商機”：

　　從征收機制看，環保稅法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多排多征、少排少征，高危多征、低危少征、不排不征”的正向減排激勵機制，進一步細化了差別化征收機制，以大氣和水污染物為例，排放濃度值低于標準30%的，按75%繳稅，低于排放標準50%的，則按50%繳稅，讓節能減排更劃算了。

　　從執法剛性看，過去排污收費標準過低、行政處罰力度不足，導致排污者自律意識低，甚至為了賺錢偷排偷放，對那些遵紀守法、愛護環境的企業有失公平。現在環保稅上升到國家法律層面，偷漏稅會受到嚴重處罰，甚至判刑坐牢，企業違法成本驟然上升，敢于以身試法的企業將大幅減少，讓節能減排更公平了。

　　從征收用途看，環保稅收入全部留給地方財政，有利于調動地方生態文明建設積極性，更有財力保護和改善環境、增加環保投入，讓節能減排更有錢了。

　　政策的指揮棒一變，經濟杠桿自然會驅動企業經營行為發生變化。過去“寧掏排污費，不上新設備”的污染企業，就有動力自覺加大節能減排投入，雖然升級環保設備要花不少錢，但長期算能帶來更多的稅收減免，算總賬還是很合適。環保企業則更加看到了節能減排的政策決心，環境監測、污染治理、節能降耗等產品面臨廣闊的市場空間。而“污染者付費”的公平機制建立起來后，低耗能、低污染的高新技術企業優勢更明顯，轉型升級步伐也會加快。

　　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高速度增長成為過去時，高質量發展成了主題詞，意味著政策的著力點也要隨之而變，不能僅盯著推動GDP快速增長想法子，還要著眼于轉變發展方式、提高增長效益、保護生態環境出點子，這就要求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更加巧妙：

　　推動高質量發展，應更多依靠市場力量。政府的力量能夠帶來高速度增長，卻往往很難帶來高質量發展。過去依靠政府推動大規模投資拉動增長，曾經是很多地方謀求快速發展的“絕招”，但也帶來不少“后遺癥”。其實，推動高質量發展，并不需要政府事必躬親，只要政策導向變一變，讓企業和社會看到高質量發展“有利可圖”，市場機制自然會調整好發展方式。

　　推動高質量發展，要更加注重精準施策。以環保稅的實施為例，雖然是全國統一的稅收政策，但考慮到各地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壓力不同，在國家劃定底線的同時，也為地方政府留足了因地制宜的空間，各地可以根據本地實際執行國家最低標準1—10倍的具體稅額，并可動態調整，更利于各地精準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再以貨幣政策為例，為解決春節“錢緊”問題，央行沒有直接打開貨幣閘門，而是建立“臨時準備金動用安排”，既照顧了市場情緒、保持了貨幣政策中性，又兼顧了金融服務的差異化需求。類似的精準藥方，不妨多開一點，讓經濟肌體更健康、更有活力。

　　推動高質量發展，應更好兼顧社會效益。與過去高速度發展單純追求經濟增長不同，高質量發展是一個“多目標、多任務”的系統工程，經濟結構優化、創新能力提升、區域發展協調、生態環境改善、人民獲得感增強等，都是高質量發展時期的新追求。制定宏觀政策不僅要善于算好經濟賬，更要算好生態賬、民生賬、社會賬，看看是否有利于美好生活需要的實現。

　　從環保稅不難看出，堅持扣準高質量發展這個關鍵詞，很多過去看來讓人困擾的兩難問題，就能柳暗花明。圍繞高質量發展，宏觀經濟政策還有很多可作為的空間，把準脈、選對路、巧施策，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就能不斷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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