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６月２０日發表《經濟學人》巴黎分社社長索菲·佩德在該報撰寫的題為《馬克龍既非撒切爾也非布萊爾》的文章。文章說，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可能不喜歡被比作這兩位英國前首相中的任何一位，也不想用“左”或“右”來界定他的政治活動。

　　盡管馬克龍改革歐元區的雄圖偉志在歐洲日益孤立無援，但他的國內日程正在成功推進。但是，這到底意味著什么？在國內，他的對手稱他為瑪格麗特·馬克龍或埃馬紐埃爾·撒切爾。在海外，他與鐵路工會的對決被描述為他的“撒切爾時刻”：考驗這位法國“鐵漢子”能否鎮住罷工工人并整頓這個國家。

　　在法國街頭，馬克龍“理順”法國的意志正面臨著迄今最嚴峻的考驗。但是，在精神上，這位法國總統更像是第一任期時的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而不是瑪格麗特·撒切爾。

　　馬克龍的批評者把他描繪成一個熱血的資本家，這可以理解。曾經在洛希爾從事投資銀行工作、畢業于法國頂尖院校的馬克龍，是無根的全球化精英的典型代表。如今，左翼指責他廢除法國寶貴的社會模式。今年５月，這位法國總統登上了《福布斯》雜志的封面，下面的標題是“自由市場的領袖”。

　　為鼓勵投資和促進就業，馬克龍確實在理直氣壯地支持私營部門。為此，他削減了企業和富人的稅賦、放寬了勞工規定，并設計了旨在把科技初創企業吸引到巴黎的計劃。與此同時，一次旨在設法節省預算的公共支出審核即將公布。然而，他的思想與撒切爾主義的國家觀和自由放任經濟學幾乎毫無關系。

　　“我相信市場經濟、開放的世界，”馬克龍去年夏天對我說，“但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監管規則，以應對全球資本主義的種種出格。”面對家門口狹隘的民粹主義者，他認為選民們需要感覺到他們并非獨自面對著機器、算法以及開放邊界的威脅。

　　馬克龍尋求的是國家怎樣能以一種良性的方式提供安慰：一套幫助人們樹立起接受或適應變革所需的信心的保護措施。他認為，只有這樣，他們才會接受競爭和自由化的規則。

　　市場經濟和社會保護相結合的模式，確實與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政策有些相似。馬克龍讀過安東尼·吉登斯的著作，也認識布萊爾的一些親信，盡管他只見過布萊爾幾次。實用主義、同時借鑒左翼和右翼的思想，也讓人想起了早期的布萊爾主義。

　　然而，馬克龍認為“第三條道路”是對英國歷史上特定的后撒切爾時刻的政治回應。他今年對我說：“法國面臨的是不同的挑戰：一個過于強勢、需要提高效率的政府所帶來的挑戰。”把他比作布萊爾還有其他局限性，尤其是因為馬克龍的“朱庇特式”風格與布萊爾第一任期時“叫我托尼”那種平易近人、踏實做事的風格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這位法國總統沒打算用“左”或“右”為參照來界定他的政治活動。這就是他拒絕“中間派”這個標簽的原因。

　　事實上，馬克龍的核心哲學與“第二左翼”——以已故的法國前總理米歇爾·羅卡爾為代表人物的思潮——有很大關系。馬克龍與很多前羅卡爾派人物很親近，其中包括他的總理、中右翼人士愛德華·菲利普。

　　羅卡爾對社會進步的思考打破了當時占上風的社會黨教義：認為平等高于自由。務實、親商以及將反貧困政策視為投資人力資本而加以提倡的羅卡爾——以及保羅·里克爾（馬克龍在學生時代為他工作過）——啟迪了馬克龍的政治哲學。

　　法國左翼指責馬克龍大幅倒向右翼。這種指責有一定的依據，但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法國政治階層的思維方式。當法國政府把貧困地區五至六歲學童所在的班級規模減半時，這被視為學校改革。對馬克龍而言，這一舉措是他反貧困政策的核心。

　　他的出發點是賦權和社會流動的愿景，這一愿景不僅借鑒了羅卡爾的思想，而且借鑒了阿瑪蒂亞·森和約翰·羅爾斯等英語世界的政治哲學家。這一愿景最終歸結于一個讓人想起了法國理論家亨利·德圣－西蒙的信念：實現他所尋求的轉變的最好方式是讓技術官僚掌權。

　　馬克龍對法國政府的抱負是使其更加靈活，并把公共開支限制在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2%。他可能無法實現這一點。但是，如果他做到了，法國擁有的仍將是歐洲花錢最大方的政府之一。這或許帶有一點布萊爾的意味，但絕非撒切爾的愿景。正如他的很多同輩人一樣，馬克龍會說英語。但他并不想效仿那些英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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