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７月１９日電　英國倫敦警察局助理局長耶茨１８日辭職，成為繼倫敦警察局局長斯蒂芬森之后因卷入《世界新聞報》竊聽丑聞而辭職的又一名警方高官。１９日，《世界新聞報》老板、傳媒大亨默多克將參加英國議會下院的一個聽證會，就這一丑聞接受質詢。

　　顯然，此次竊聽事件并沒有因為《世界新聞報》的關張而偃旗息鼓，相反，隨著一個個黑幕被揭開，竊聽事件不斷發酵，被捕人數不斷增加。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一些西方媒體為了追逐利潤，不惜侵犯人權、違反法律，而政府懾于媒體威力，與其暗中勾結，共同侵犯了公眾的利益。

　　人權成為利潤犧牲品

　　西方媒體習慣于把自己標榜為“人權衛士”，但事實上，其中一些媒體，尤其是小報往往不擇手段，采取竊聽等侵犯公民隱私的方法，以獲取“獨家新聞”，吸引眼球，從而實現利潤最大化。

　　近些年來，英國媒體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這個國家只有７０００萬人口，但面向一般讀者的全國性小報卻有好幾家，其中包括已經倒閉的發行量最大的周報《世界新聞報》、同屬新聞集團、英語世界發行量第一的《太陽報》，以及《每日鏡報》《每日星報》等。《旗幟晚報》和免費報紙《地鐵報》也在不斷蠶食這些小報的市場。此外，隨著手機、網絡等新媒體的異軍突起，英國報紙，特別是小報面臨的壓力進一步增強。為了遏制發行量不斷下滑的趨勢，小報從業人員使出渾身解數尋找新聞線索，例如翻垃圾桶、非法侵入他人電子郵件賬戶等。

　　美國媒體也不例外。２００３年５月，《紐約時報》記者布萊爾編造多條虛假新聞的事件曝光，在美國新聞界引起強烈震動，致使該報執行主編豪雷恩斯被迫辭職。此后，《波士頓環球報》《今日美國報》等主流媒體也紛紛曝出造假丑聞。

　　標榜“獨立”其實不獨立

　　雖然西方媒體號稱是“獨立于政府的力量”，但實際上它們與西方國家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往往成為政府“隱性宣傳”的工具。

　　以美國為例，其媒體就遠未做到對外聲稱的“客觀、公正”，還往往因為與政府的密切聯系而成為政府影響和塑造民意的工具。

　　例如，２００５年美國媒體曾被曝出在伊拉克戰爭期間以及在眾多領域內“預制新聞”，為美國的政策包裝、開道。從表面上看，美國政府對媒體并沒有政治上或組織上的直接管理，但政府將自身擁有的強大新聞資源作為與媒體進行協調的重要籌碼，吸引媒體進行發布，從而引導媒體，讓其心甘情愿地宣傳各項政策。

　　此外，在信息化時代，西方選舉政治深受媒體輿論導向的左右，政客為了撈到更多選票或者鞏固其政治地位，往往拉攏媒體站到自己一邊，而媒體為了捕捉新聞資源，也主動靠攏政府。

　　此次英國“竊聽門”事件除暴露出警方的諸多問題之外，也曝光了卡梅倫政府與新聞集團及其英國子公司國際新聞公司高管不同尋常的密切關系。

　　例如，卡梅倫組閣后在首相官邸接待的第一位媒體大佬正是默多克，他甚至一度讓《世界新聞報》前主編庫爾森擔任自己的媒體主管。

　　媒體和政府公信力受質疑

　　丑聞迭出導致公眾對西方媒體的信任危機愈演愈烈。根據蓋洛普公司今年６月公布的民調結果，目前只有不到三成美國人表示對媒體“非常有信心”，而在上世紀９０年代末這一比例曾高達５４％。

　　此次“竊聽門”事件在較大程度上降低了英國公眾對整個傳媒業的信任。《泰晤士報》發表評論說，“竊聽門”事件將媒體和警察這兩個民主自由的關鍵機構都卷了進來，它們重新獲得公眾信任的唯一途徑是建立一種負責任的文化。

　　這一事件的持續發展使警察調查不力、涉嫌有償向記者提供信息以及倫敦警察局雇用與竊聽有牽連的《世界新聞報》前副主編沃利斯為公關顧問等不當行為昭然于天下，導致警察局長斯蒂芬森及其副手耶茨相繼辭職。英國副首相克萊格就表示，一旦公眾開始喪失對警方的信任，情況就太嚴重了。

　　信任的流失源自監管的缺位。從英國的情況看，該國沒有專門的報刊監管機構，主要靠行業自律，由行業發起并出資的新聞投訴委員會進行松散管理。然而，《世界新聞報》的一系列竊聽丑聞讓人們對英國自我約束性的媒體管理體制提出強烈質疑。

　　目前，改進和加強媒體監管在英國已成基本共識。（綜合新華社駐倫敦記者郭瑞、駐華盛頓記者杜靜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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